至今乃至很久以來，我們是否注意過這樣一種現象—— 每當有關國內粗鋼產量的旬報、月報甫出，各相關機構、媒體、分析人士等，即刻爭相報道及評述。其原因極簡單：無論是傳統“供需理論”，還是既定“分析模式”，皆把粗鋼產量的變化看作是影響鋼市（鋼價）的主要因素或依據――因為，按照傳統“供需理論”邏輯，產量減少了，供應量就相對下降了，庫存可能相應減少；而產量增加了，供應量就相對增長了，庫存可能相應增加，進而可能對鋼價產生影響。 上述“道理”或“邏輯”，始終作用和影響著我們對鋼市的判斷和預測。這種邏輯，按常理應該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然而，在現今中國鋼鐵生產及鋼材流通現狀下，情況并非這么簡單和線性，上述邏輯也并不完全吻合于波詭云譎的鋼市現實…… 我們一起搜索，在中國鋼鐵行業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至市場經濟的“鋼市”以來（以1993年3月為時間節點，即：除國家鐵路專用鋼材、軍工專用鋼材實行國家指導價外，國家全面放開鋼材價格，由市場調節，鋼鐵產品價格“雙軌制”結束），我們能找出中國哪年、哪次呈現的鋼材價格暴漲或暴跌，純粹是因為鋼產量的實質增加或減少而直接造成的呢？ 難以找出。為什么？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是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所決定的。我們以1996年中國鋼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而居世界首位為重要標志，中國的鋼鐵產品（除特殊用途的部分品種以外）在總體上，已擺脫了長期數量短缺的時代，隨后中國更加快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社會發展開始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快速發展階段，包括鋼鐵工業在內的國民經濟各領域都進入一個長期持續高投資高增長時期，大中小鋼鐵企業不僅產能迅速擴張，而且企業數量也迅速增加。而在此背景下，除了國防尖端及特殊鋼種之外，幾乎所有能夠被貿易商所買賣經營并影響鋼市的鋼材品種，皆沒有出現過嚴重短缺或供不應求，因為在高投資下的鋼鐵產能總體增長極其迅速，也就更難以出現因為鋼鐵總量“短缺”所刺激鋼價暴漲的情況。 其二，是由中國鋼鐵業所承擔的社會使命所決定的。目前，一說到鋼鐵產能過剩，聽到更多的是輿論指責，似乎鋼鐵行業多年來都在盲目投資擴大產能。其實，這既不全面、也不客觀、更不公正。在新中國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階段，中國鋼鐵工業為使中國盡快擺脫“短缺經濟”階段而全力增加鋼鐵供給，為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而不斷攻克科研難題并研制出大量國內短缺鋼材新品種，為國民經濟各領域及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鋼材保障；中國鋼鐵工業發展本身也對全球鋼鐵業和全球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鋼鐵企業還肩負著吸納勞動力就業、穩定社會的重任。因此，即使在產量過剩情況下，基于重大社會責任，也難以完全而充分按市場供求去運作，也就難以獲得真正意義上靠“減產”或“淘汰”來調節鋼價的效果。 其三，是由中國鋼鐵生產和鋼材流通現狀所決定的。鑒于中國的國情，中國鋼鐵產業呈現的布局相對分散、數量眾多、集中度低等矛盾，是有其特定社會經濟發展歷史成因的；中國的鋼材貿易流通體制也是基于中國地大域廣、需求龐雜、分散多層的特征，致使貿易企業數量龐大。這就決定了各自利益的不同，難以根據市場變化而真正形成“步調一致”的產量調控舉措，甚至出現“誰先減產誰倒霉”、“誰先聽話誰吃虧”的現象。即使在減產的情況下，“船小好調頭”的眾多中小企業，在市場稍有利潤空隙的時候，旋即會迅速復產，其“補市”的速度遠遠快于因產量下降可能會對鋼價產生的調節作用，再加之貿易商的巨大“吞吐”能量，這就又難以真正獲得指望鋼鐵產量的一時增或減來達到調節庫存或鋼價的效果。 ……原因還有，不再展開。 因此，現今中國，由于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階段下的鋼鐵生產及鋼材貿易特點，僅僅出現在旬報、月報中的產量波動，甚至哪怕是千萬噸的產量變化，皆不足以對現今中國鋼市價格產生根本性影響之作用。可以說，現階段下的中國鋼市，對鋼產量變化所可能產生的調節價格之效應表現的極其滯納，而對于宏觀政策下的后市“心態預期”效應卻遠超過產量變化效應…… 這，即是現今中國鋼市獨有的階段性國情特征。 現今，中國鋼市特有的運行現實表明，對于真正買賣鋼材的貿易商來說，“觀大勢”要比“看旬報”更實惠，也更實用。相信我們在仔細回味這些年來中國鋼市的所經所歷之后，會有自己的切膚感受。 要想真正全面深入研讀現今的中國鋼市，不必僅死盯著當今無實質性調節鋼價作用的產量波動，否則仍難以完全避免偏離鋼市現實的呆板邏輯。 |
